董文龙
日前，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在超过2.8亿的农民工大军中，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为11237万人，比上年增长3.4%，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88.2%；进城农民工13585万人，比上年减少157万人，下降1.1%。“一增一减”，“外出农民工增速继续回落，跨省流动农民工继续减少”的现象已相当明显。
农民工进城务工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发展差距，东部沿海城市、地区中心城市等迅速吸引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为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红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规模越来越大也成为农村“空心化”的一个重要诱因，农村出现了以“三留守”人员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进城务工造成的家庭亲情割裂，是进城务工附带的巨大社会成本。
当前，本地农民工不断增加、跨省流动农民工不断减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趋于平衡协调的积极信号，是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外在表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能够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做到“家”“业”两兼顾，对于缓解农民工不断向大中城市集中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跨省流动农民工不断减少这一趋势，与我国近几年实施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推动农民工等群体返乡创业就业，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自身特点等密不可分。
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最原初动力，对老百姓而言，最直白也是最有力的道理就是哪里有钱赚去哪里。近些年，国家大力加强城乡、区域之间的统筹发展，本地农民工的不断增加反映出了这一政策正在逐渐显现实效。中小城市、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在快速上升，区域经济发展更加平衡，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在不断上升。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农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等人群返乡、下乡就业、创业，农村地区掀起了一股“双创”的新潮流，尤其是农村规模经营、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的蓬勃发展，留住了一批农村劳动力，也吸引了一批劳动力，这也是越来越多农民工本地就业的重要原因。
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明确的目标：到2020年，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在这一新型城镇化目标的推动下，各地方政府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为本地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提供就业创业的各类优惠政策，客观上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留在家乡。
再加之当前农民工群体进入以“80、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时代，他们比自己的父辈更加看重城市对他们的接纳程度，看重居住、生活环境，看重自我价值、个人尊严的实现感，这些也让他们更加理性地选择工作地。
农民工绝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近几年农民工规模增速放缓和用工成本的不断提高说明了这一点。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上来判断，随着东部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速度不断加快，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大趋势，劳动力资源需求总体上将会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如何把劳动力资源留下来、引回来，关乎中西部地区的长远发展。
因此，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在当前本地农民工不断增加，跨省流动务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要因势利导、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工实现家门口就业。一方面，中西部、中小城镇要不断增强“硬实力”，要继续加快经济发展。就业机会、薪资水平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依然是对农民工的第一吸引力。只有不断挖掘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增强县域经济的发展活力，才能让更多农民工有在家门口赚钱的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增强“软实力”，农民工选择外出务工与否，就业、薪资是第一考虑的因素，但绝非唯一因素，公共服务、家庭亲情、生活质量、社会包容度等软性因素都是他们在乎的。例言之，打工的薪资能否按时、足额发放，到政府办事是否顺畅，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如何等，都是农民工是否留下来的重要因素。要从这些软硬条件出发，去给农民工留在本地就业更多能说服自己的理由。
总之，跨省流动农民工的持续减少是个好现象，各地有义务继续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让农民工在家门口也有份高薪的工作，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这既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实现更加公平、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
当前，本地农民工不断增加、跨省流动农民工不断减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趋于平衡协调的积极信号，是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外在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