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鼎鼎：很多城市正为“失控”的电动自行车发愁。配合着《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的出台，北京市率先推动了相应的地方立法，并从7月起，在线上线下同步严查经销商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四轮车以及老年代步车等。不能卖了，自然买不到了。从供给端解决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思路，让北京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走到了全国前列。
崔文佳：治理违规电动车，是北京“像绣花一样”精细管理城市的又一生动体现。对违规电动车之乱，很多人深有感触。现实中，一些大块头的超标电动车，“体重”可达50余公斤，没有脚蹬子，最高时速能到六七十公里，不仅成了名副其实的“马路杀手”，还成了不小的火灾隐患。有消防部门专门做过实验，一辆电动车从被点燃到冒烟、爆炸，不过1分钟左右。这些突出问题，已严重突破了安全红线。仅凭这两点，我们就应该为政府部门的重拳出击叫好。这次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可说是打到“七寸”上了。
何鼎鼎：没错，大多数人只图超标车的“快速”与“方便”，没看到危险。其实今年央视“3·15晚会”已经预警：国内因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事故，80％都是在充电中引起的。路面上看得见的是骑行风险，背后看不见的是消防风险。
崔文佳：从既往经验来看，如果只管路上跑的，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面临现实尴尬。消费者多存侥幸心理，总觉得自己跟事故绝缘；销售者一味逐利，有市场需求就敢以身试险。这样就把问题的皮球踢到了执法者脚下。但面对数量巨大又分散的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骑车人一句“既然能卖为什么不能骑”，也往往让执法者无言以对。从违规电动车的销售端入手，确实是治本之策。
何鼎鼎：顽疾能不能治好，立规之初是否有足够严格、无死角的执法行为很关键。比如高铁上禁烟、路上禁酒驾醉驾、上海外环线以内禁鸣喇叭等，都是因为执法开始就不松劲，因此既收获了效果也收获了口碑。
崔文佳：确实如此。法律的生命力与权威性在于执行。新规既定，就要狠抓落实。当然也应注意，并非所有治理都可以“快刀斩乱麻”，治理乱象也要讲究“时度效”。比如这一次北京治理违规电动车，依然坚持严抓和宽限并行，兼顾力度与温度，对条例实施前购买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设置了三年过渡期，给足了车主处置时间，体现出管理的人性化。很多治理实践证明，只要能站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立场，将政策利弊说清讲透，让治理过程刚柔并济，大家自然会响应号召。
何鼎鼎：治理电动车，也不完全为了电动车。放在大交通的视野中，无论是点赞共享单车对城市慢行系统的变革作用，还是通过规范电动车重新分配路权，其实都是探索一种更方便、快捷、舒适的城市出行体系。您理想中的未来交通是怎样的？
崔文佳：对于很多大城市而言，出行问题既考验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空间，也影响着千万市民的幸福指数。我想，人们的出行愿景，无非“方便”与“安全”。从长远看要达此目的，最有效的还是继续优化交通出行结构，全力发展公共交通，倡导绿色集约出行。过去5年间，北京新增轨道交通166公里，完成城六区次支路建设114条、堵点乱点治理240个，也针对慢行需求，计划到2020年完成3200公里的步行和自行车慢行系统的治理工作。什么是最理想的交通？可能永无止境，只能不断探索、动态完善。当更多人参与进来，群策群力、主动担责，城市的道路就会更顺畅、天就会更蓝，和谐宜居的成色就会更足。
